王文林馬上召開了省府會議，幾個副職包括政法委書記，紀委書記等等都到場了，會議由王文林主持，簡懷文把四清運動的紅頭文件給發了下去，
王文林清了清嗓子。
“今天大家也看到了，中樞派來了工作組，而且第一站就到了咱們閩南，這說明中樞對我們的工作是不滿意的。
書記去開會前曾經叮囑過我，這次的運動一定要認真負責的貫徹下去，后來我思來想去，覺得咱們閩南和其他的省份不一樣。
咱們是面對灣灣的前線，所以亂不得，也就
大寶掛斷電話后，沒有立刻行動。他坐在桌前，將那張匿名紙條平鋪在玻璃板下，用臺燈從斜上方照著，試圖分辨墨跡滲透紙背的深淺變化。這種習慣源自他早年做檔案修復時的經驗??許多秘密藏在字與紙的夾層里，而悔恨往往比謊言更難掩飾筆觸。這行字寫得工整卻不僵硬，橫折處略有遲疑，像是右手微顫的人強自鎮定的結果。他輕輕摩挲著“共謀者”三個字，指尖傳來粗糙的觸感，仿佛能摸到半個世紀前被揉皺又展平的公文紙。
林小滿推門進來時，手里拎著兩個熱騰騰的肉包子。“吃點東西吧，”她說，“你已經盯著這張紙看了兩個小時。”她把包子放在桌上，順手拉開抽屜取出放大鏡，“你覺得這是真的？”
“不真的人不會說自己是‘共謀者’。”大寶接過包子，卻沒有動口，“真正的隱瞞者永遠把自己打扮成執行命令的小人物，只有真正握過筆、改過數據的人，才敢用這個詞。”
林小滿沉默片刻，低聲問：“那你打算怎么找那個賣糖葫蘆的老人？解放路127號，聽起來像隨便編的地名。”
“不是隨便。”大寶打開電腦，調出河北省保定市蓮池區的老城區地圖，“你看這里，解放路原名西大街，1956年才改名。127號在當年是縣委宣傳部打字室所在地，旁邊就是機關食堂。一個打字員每天要打印上百頁文件，所有刪改過的災情報告都從他手指下流出。如果他還活著，大概率會留在原地??人老了，走不動了，就靠熟悉的街角過日子。”
第二天清晨五點，天還未亮，兩人已坐上開往保定的綠皮火車。車廂里彌漫著泡面和汗水混合的氣味，幾個農民工模樣的男人蜷縮在座位上打盹，頭頂行李架上掛著鼓鼓囊囊的編織袋。林小滿靠著窗睡著了，額頭抵著冰涼的玻璃。大寶望著窗外飛逝的黑暗，腦海里浮現出那位匿名寫信的老黨員年輕時的模樣：戴著圓框眼鏡，穿著灰布中山裝，在油印機前一頁頁校對“群眾情緒穩定”的通報，而窗外，餓得發昏的孩子正扒著縣委大院的鐵門。
七點半，他們抵達保定站。按照地圖指引，步行四十分鐘來到蓮池區解放路。這條街早已不復當年機關重地的威嚴，兩旁擠滿了小攤販和老舊居民樓。清晨的霧氣中，一位裹著軍大衣的老人正支起木架，掛上一串串紅亮的糖葫蘆。竹簽插在泡沫箱里，山楂裹著晶瑩的糖殼，在晨光中泛著微光。
大寶停下腳步，仔細打量老人的臉。他約莫八十五六歲，臉上溝壑縱橫，左耳缺了一小塊，據說是冬天挨批斗時被雪地里的碎石劃傷。他的動作很慢，但熟練，每一串糖葫蘆都碼得整整齊齊，像是仍在排版打字。
“您這兒糖葫蘆怎么賣？”大寶走上前，聲音放得很輕。
“一塊五一串，學生八毛。”老人頭也不抬，手繼續整理竹簽。
“我記得小時候，您這兒還賣過山藥豆的。”
老人的手頓了一下，緩緩抬頭，渾濁的眼睛在大寶臉上停留了幾秒，又移向林小滿。“誰告訴你的？”
“一個老同志。”大寶說，“他說您打字打得準，連領導念錯的字都能糾正。”
老人的眼神變了。他慢慢收起最后一串糖葫蘆，低聲說：“今天不賣了。”轉身推著小車往巷子深處走去。
他們跟了上去。老人帶他們穿過一條狹窄的胡同，推開一扇掉漆的鐵門，進入一間低矮的平房。屋里陳設簡單：一張木床、一個書柜、一臺老式收音機。墻上掛著一幅泛黃的獎狀，寫著“1958年度先進工作者”，落款是“保定縣委辦公室”。
“我知道你們會來。”老人坐下，點燃一支煙，“老周終于開口了。他比我有膽量。”
“您認識他？”林小滿問。
“當然。”老人吐出一口煙，“我們共事三年。他是筆桿子，我是打字員。他寫什么，我打什么。‘餓殍遍野’改成‘生活困難’，‘人相食’改成‘個別極端案例’，‘全縣死亡率達百分之三十’改成‘人口自然波動’……這些話，都是我們親手造出來的。”
大寶從包里取出錄音筆，輕輕放在桌上。“您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說全。但我們想記錄下真實。”
老人盯著錄音筆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們以為我在怕政府追責？我都快進土的人了。我怕的是，說了也沒人信。”
“我們會讓更多人聽見。”大寶說。
老人掐滅煙頭，開始講述。
1959年冬，保定地區連續三個月無有效降水，加上征購任務層層加碼，農村開始出現大規模浮腫病。到了1960年春節前后，蓮池公社上報死亡人數已達兩千余人，但縣委要求“控制輿論”，所有醫院不得開具“營養不良”或“饑餓致死”的診斷證明。老人所在的打字室接到命令：統一改為“急性腸胃炎”“突發心臟病”等常見病因。
“最狠的一次，”老人聲音低沉下來，“是三月初，有個村支書實在看不下去，寫了份實情報告遞上來。上面批示：‘此件閱后即毀，相關人員思想整頓。’那天晚上，我和老周一起燒文件。火盆擺在院子里，風很大，火星子飛得到處都是。那份報告有十七頁，全是名字和死因。我一邊燒一邊記，記下了三百二十八個名字。后來我把這些名字抄在一本《毛澤東選集》的空白頁上，藏在墻縫里。”
他起身走到書柜前，抽出一本破舊的《毛澤東選集》，翻開扉頁。里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小字，按村莊分類，每行一個人名、年齡、死亡日期。
“這本東西，我藏了六十二年。”老人撫摸著紙頁，“每年清明，我都默默念一遍。我不敢燒，也不敢拿出來。可現在，我想讓它見見光。”
林小滿眼眶紅了。“我們可以數字化保存，原件由您保管，或者交給我們代為封存。”
老人搖頭：“原件留給后代。我要活一天，就守一天。但我可以口述，把我記得的都說出來。”
當天下午，他們在附近賓館租了一間安靜的房間，架起設備進行正式錄音。老人一口氣講了四個小時，從糧食報表造假流程，到上級如何施壓媒體封鎖消息，再到自己如何在深夜偷偷保留原始數據副本。他說，當時省委曾下發一份內部通知，明確指出“災情嚴重地區須確保對外宣傳口徑一致，必要時可采取強制措施防止信息外泄”。
“我們不是不知道真相，”老人最后說，“是我們選擇了閉嘴。那時候，一句真話能讓你全家倒霉。可現在不一樣了，是不是？”
“不一樣了。”大寶輕聲回應，“有人開始愿意聽了。”
回到北京后，他們立即著手整理保定錄音，并將其納入“螢火行動”的核心資料庫。與此同時，“百人口述直播計劃”第二場如期舉行。這一次，那位保定老人以剪影形式出現在屏幕上，聲音經過變聲處理，背景是一幅緩緩飄落的雪花動畫。
他說：“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個懦弱的見證者。但我今天終于敢說：我們騙了歷史，也騙了自己。那些死去的人，不該被抹去。”
直播結束時，彈幕如雪崩般涌來：“謝謝你敢說”“我爸也是打字員，他臨終前一直喊對不起”“媽媽，我現在明白你為什么總把飯粒撿起來吃了”。
然而，風暴也隨之升級。
第三天上午，南鑼鼓巷驛站門前突然停下一輛黑色轎車。一名自稱“文化安全協調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遞來一份紅頭文件，稱“春泥記憶中心”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材料及組織未經批準的公共傳播活動”，責令立即停止運營，并接受調查。
大寶依法簽收文件，全程錄像，并當場致電律師。對方未留下姓名便匆匆離去。但當晚，網站備用域名再次被屏蔽，社交媒體賬號集體凍結，甚至連合作的公益圖書館也開始撤下相關展覽物料。
“他們在系統性清除痕跡。”林小滿翻看監控錄像，發現過去一周內，已有七撥身份不明人員在驛站周圍徘徊拍照，“連快遞都不讓進了，我們怎么接收新資料？”
“那就不用快遞。”大寶打開一張全國地圖，用紅筆圈出二十個城市，“我們建立‘信使網絡’：每個城市找一名可信志愿者，定期面對面交接資料。實物由專人護送，數字內容通過離線u盤傳遞。就像抗戰時期的地下交通線。”
林小滿眼睛一亮：“還可以結合鄉村電影放映隊，在膠片結尾插入五分鐘口述影像，觀眾看不見來源，但能看見真相。”
計劃迅速推進。兩周內，二十條“記憶信道”悄然成型。山東棗莊的退休教師每周騎電動車往返六十公里，運送膠卷和日記；四川涼山的支教老師利用家訪機會，收集彝族老人口述史；內蒙古牧民用駱駝馱著硬盤穿越戈壁，送往下一個節點。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曾持懷疑態度的知識分子也開始轉變立場。一位知名歷史學者匿名寄來一封信：“我曾撰文駁斥‘非正常死亡’說法，依據的是官方統計數據。但現在我看到了原始檔案??你們是對的。請允許我以個人身份參與校對工作。”
與此同時，國際反響持續發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口頭遺產保護委員會”發來正式函件，表示愿將“春泥記憶項目”列入“全球瀕危記憶名錄”，并提供技術援助。德國一家紀錄片團隊秘密拍攝的《沉默的證詞》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獲得特別評審獎，影片結尾打出一行字：“本片素材來源于中國民間自發的記憶守護者。”
壓力與支持交織，大寶卻愈發清醒。他知道，這場戰斗不是為了對抗誰，而是為了讓那些從未被命名的生命，擁有一次被稱呼的機會。
四月初的一個傍晚，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婦人在兩名年輕人陪同下來到驛站。她叫陳玉蘭，河南信陽人，1960年時是縣醫院護士。她帶來一只銹跡斑斑的鐵盒，里面裝著三十七張泛黃的病人登記卡，每一張背面都用鉛筆標注了真實死因：“餓死”“吞觀音土致腸梗阻”“母子同亡（母親食胎盤）”。
“我當時不敢寫在正式病歷上，”老人顫抖著說，“只能偷偷記下。我以為沒人會看，可我一直留著。現在，我九十歲了，我不想再當沉默的幫兇。”
大寶鄭重接過鐵盒，安排專人掃描歸檔。當晚，“百人口述直播計劃”第三場特別專場開啟，主題為“白衣者的良知”。陳玉蘭雖未露面，但她錄制的聲音透過耳機傳遍全國：“醫學誓言說‘不傷害’，可我們給餓極的病人開‘維生素片’，明知道那是淀粉丸。我們配合同謀，因為我們怕失業，怕被打成右派。今天，我請求原諒??不僅是為我自己，也為所有低頭寫字的同行。”
那一夜，超過三百萬人在線聆聽。許多醫生留言：“我們在抗疫時宣誓過希波克拉底誓言，可從未學過如何面對制度性謊言。”
風波未息，新的線索又至。
一周后，甘肅馬營鎮張桂芳的孫子張建軍來電，稱村里一位九十三歲的老支書臨終前交代家人：“墳后榆樹下埋著一本賬本，記的是哪戶交了多少糧，哪戶餓死了幾口人。交給南鑼鼓巷的大寶同志，就說……我對不起鄉親。”
大寶親自帶隊前往。在村民協助下，他們在老榆樹根部挖出一個陶罐，內有一本用油紙包裹的筆記本。翻開第一頁，赫然寫著：“1959年秋征任務：每畝征糧四百斤。實際畝產不足百斤。全村共餓死四十一人，其中兒童十九名。”
這份賬本成為“饑餓不是傳說”線下展覽的核心展品之一。展覽最終選址于杭州一座廢棄紡織廠改造的藝術空間，為期一個月。入口處設置一面“名字之墻”，鐫刻著目前已知的五千零二十三個死者姓名；展廳中央擺放著三百七十二封信的原件復制品，參觀者可戴上耳機聆聽朗讀；最深處是一間黑暗房間，墻上投影不斷滾動播放各地寄來的老照片：空碗、瘦童、荒田、墳堆……
展覽開幕當天，三千余名觀眾冒雨前來。有人跪在名字墻前獻花，有人抱著孩子低聲講解，還有位老人站在干饃片展柜前泣不成聲：“這是我娘留給我的最后一塊吃的……她自己喝觀音土湯。”
盡管官方未作任何表態，但媒體暗流涌動。多家地方報紙以“民間記憶工程引發社會反思”為題進行報道，某央媒微博短暫轉發相關內容后迅速刪除，卻已被截圖廣泛傳播。
五月的第一個清晨，大寶收到一封來自海外的郵件。發件人是一位定居加拿大的華裔教授，其父出生于河南駐馬店，1960年死于饑荒。“我母親一生未再提那段往事，直到去年去世前，她拉著我的手說：‘告訴你兒子，我們不是懶，不是笨，是被人奪走了命。’感謝你們讓我父親的名字出現在你們的數據庫里??sq-zd-193，李德福，男，42歲，死因：饑餓引發的心力衰竭。”
大寶讀完郵件，推開窗戶。北京的春天終于來了，槐花香氣隨風飄入屋內。他打開日記本，寫下新的一行：
“歷史不是任人涂抹的墻，而是無數個體生命的總和。當我們開始傾聽那些曾經被silence的聲音，重建的不只是過去，更是未來的良知底線。
這條路還很長，但每一步，都有人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