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一個推論。當然，這同時也是一個值得否認的推論。

在現實的世界里，所有發生過的事毫無疑問只有一個確定性的真相。但在經過不同的人加工處理以后，如果沒有一個“目擊者”真實的闡述出自己的所見所聞，僅憑現場所有的線索很難得出一個唯一解。

當然，就算“目擊者”真的存在，他或他撒謊與否會導致證詞的不同，他或她的見聞是否就是真實也值得商榷。

總而言之，現實案件推理并不是試卷上的選擇題，僅有ABCD四個選項和一個明晃晃的標準答案。更多的情況下，線索是缺少的，拼圖是不完整的，無法填補的漏洞是令人抓心撓肺的，余下的空間有更多的可能性。

雪白的絨毛可能來自一只家養的肥兔子，也可能來自一只被清洗干凈的炸毛野貓，光是生物界的可能性多種多樣，再往下延伸也不是沒有不是活物，而是源于一個絨毛抱枕的可能性。

但如果加了限制條件，譬如把地址放在野外的草地上，家養的兔子就不便出場，毛絨抱枕也舉手投降，范圍再度縮小。

這是廣義上的排除法，但并不絕對。

起碼在提倡謹慎甚至提倡的有些過頭了的梁安看來，就算是家養的兔子也可能被主人的奶奶拿到野外放跑，乖乖躺在沙發上的抱枕也不是沒有被帶到車上，在車門開關之間不慎掉落，輾轉落在草地上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極令人煩躁的杠精思維，通常發生于鉆牛角尖的爭辯當中。

但有的時候不得不一點余地也不允許留下，哪怕只是把微小的可能性儲存起來，說不定也能派上用場——這是一個極好的理由。

當然，特定情況需要作出特定的選擇，對于大多數犯人確實這種“儲存”是無關緊要的，但對于某些特殊的狂徒……也需要特殊的對待。

畢竟無數優秀的精英警員冥思苦想，費勁九牛二虎之力都沒有抓住一個極有表現欲的殺手，也并不是毫無理由。黎明就是這樣一個值得捋清所有細節來把握的變數。

要還原他的軌跡、動機和行為，無疑是一個最大的難題。因為無定性正是他的“定性”所在，他似乎天生就為了不動聲色的取人性命而生，所有的選擇都毫無規律，非要找到特點那就是“能殺死，能逃跑，能不留痕跡”。

無數人暢想過這位殺手究竟會有著怎樣的真身。說不定他還真和最普通的激情殺手一樣在犯案以后藏在人群當中，只是帶上了面具，臉上帶著和常人別無二致的疑惑與訝異，心里卻暗自嘲笑。

誰知道呢？有關于黎明的“身外事”眾所周知，但對于他本人的描述幾乎沒有任何答案。正如之前所說，黎明是一個毫無線索的身份。甚至連“他”的性別都只是一種基于平均身體素質產生的臨時假定，做不了真也沒什么含金量。

這個人妄圖揭穿罪惡并處以私刑，卻沒有流露出一點嫉惡如仇的殺手應有的感性漏洞，就像是一個為了執行任務而執行任務的機器，看似憑借感性“懲兇除惡”，實際上離開任務以后，就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看客，混入人群中。

但無論如何，因為這樣多標志性一般的文稿的出現，黎明成為對手幾乎已經成為了板上釘釘的事實，這樣一來，三隊也必須以高度緊張的姿態面對現有的線索——僅有的線索。

在遍布市區的監控攝像頭的幫助下，很多的罪惡都因為現代社會的到來而無所遁形。但這次的犯罪現場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方便——畢竟本就不是一個合法的團伙，要能隨處裝上攝像頭這種東西，哪還需要臥薪嘗膽的線人？

也就是說，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憑借一片被老手收拾干凈的現場，試圖還原出所有的可能。而在這些可能之中，就需要現有的線索來糾正所有的錯誤。

先有還原曾經發生的事，才能發現其中可能的突破口。

“第一個推論是一種‘可以達成的手法’，但毫無疑問，其中存在著一些邏輯上的謬誤。”梁安瞇了瞇眼，對自己提出的基礎論點進行辯駁。

“趙曉霞上門是因為什么這暫且不表，起碼我們按照現場的環境狀況可以得出結論，她死后并沒有被移動過位置。那又是為什么，她會在洗手間里陳尸直到李春生也同樣死去的時刻？如果是李春生殺死的她，為什么慣于‘殺人越貨’的他會放任一具尸體躺在這樣一個地方，而不是立刻找人解決尸體。”

關于殺人越貨，這是另外的內容。很無可奈何的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找到李春生相關生平的警方也只能暫且參考黎明給出的“文章”。

而作為臨時的依據，文中寫道，李春生的殺人越貨正是讓手下處理掉對自己不利的人，借用幫派械斗排除異己。

黑幫的械斗不是小孩子過家家，傷人死人都難以避免，但同時作為法外狂徒的他也會讓手下人把尸體處理干凈，用黑道慣用的手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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