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伊萬諾維奇·斯米爾諾夫（我們都叫他“阿廖沙·煙鬼”，因為他一天要抽四十根“普里馬”）在彼得羅夫卡大街 38 號樓下徘徊。那是 2025 年 7 月 27 日，夜里十一點零七分，噩羅海城的夏夜卻冷得像十一月。赫魯曉夫樓的灰色水泥墻滲出潮氣，像一只長滿老年斑的巨獸在緩慢呼吸。

阿廖沙口袋里只剩七十三盧布，還不夠買一包被稅翻到五倍價格的“萬寶路”。可他知道，只要沿著樓與樓之間那條被稱作“鬼縫”的窄巷走到盡頭，就會看見一盞永遠閃爍的紅色燈泡，燈下坐著一個穿蘇軍舊棉襖的老太婆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人稱“煙魂婆婆”。她賣的不是煙，是“煙的幻覺”：一根能抽出 1943 年斯大林格勒焦土氣味的香煙，或是一根能把人帶回 1991 年 8 月白宮門前坦克履帶聲里的香煙。代價不是錢，而是買煙者“最珍貴卻最不愿承認的記憶”。

阿廖沙需要忘記或者說，需要被允許暫時忘記三天前在特維爾大街“曙光”煙店里被宰的那一幕：店主瓦西里·阿爾希波維奇看到他手腕上那塊中國產的塑料表，立刻把一包“彼得一世”從一百五十盧布改口到四百五十盧布。阿廖沙爭辯，對方只是聳肩：“外國表，外國價。”隨即用俄語里最毒的那句“丹亞蘇卡”給他定了性。

于是，阿廖沙用右手拇指抵住自己左胸第二根肋骨童年時母親常吻的位置向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遞出他“最珍貴卻最不愿承認的記憶”：1997 年 12 月 31 日，他七歲那年，父親在電視機前喝下一整瓶“首都牌”伏特加，在紅場鐘聲敲響第十二下時，用皮帶抽了母親三下，母親卻笑著說：“新年好，親愛的。”

老太婆把記憶接過去，像接過去一塊燒紅的炭，扔進腳邊的鐵桶。鐵桶里火焰陡然升高，映出阿廖沙童年的臉。隨后她遞給他一根煙濾嘴處用紅墨水寫著“原諒”。阿廖沙點燃，吸第一口，鼻腔里滿是雪與血；第二口，他聽見母親遙遠的笑聲像碎玻璃；第三口，他發現自己正站在 1997 年的廚房里，父親的手懸在半空，皮帶卻變成了一條死蛇。

與此同時，在樓外，一輛 1956 年的“勝利牌”轎車緩緩駛過，車窗里探出一張慘白的臉沒有瞳孔，只有兩個煙洞。那張臉對著阿廖沙喊了一句：“別抽完，留一半給我！”聲音像鐵鏟刮過凍土。

阿廖沙嚇得把煙扔在地上。煙頭滾進排水溝，發出嘶嘶聲。那聲音竟漸漸變成俄語字母“Ж”，然后字母立起來，像一把銹刀，朝他腳背砍去。阿廖沙拔腿就跑，卻在巷口撞上一個穿舊式蘇聯少先隊服的小男孩阿爾喬姆·謝爾蓋耶維奇，1939 年生人，死于 1942 年列寧格勒封鎖，如今卻保持著八歲的模樣，手里攥著一張已經褪色的配給卡。

“叔叔，”小男孩說，“能不能給我一根煙？我要在夢里抽，夢里的煙不會餓。”

阿廖沙低頭，發現自己手里多了一整包“原諒”。他抽出一根遞過去。阿爾喬姆點燃，煙霧在他頭頂聚成一只灰色鴿子，咕咕叫了兩聲，啄下自己一根羽毛，羽毛落地化成一把鑰匙。

“拿著，”男孩說，“去開赫魯曉夫樓 12 層 48 號公寓的門。門后有你三天前丟在煙店柜臺上的尊嚴。”

鑰匙帶著銹蝕的呻吟，緩緩插入鎖孔，那聲響宛如一位風燭殘年的老者，在生命的盡頭艱難地咳出最后一絲氣息。門扉開啟的剎那，一陣風裹挾著腐敗洋蔥的氣息，如幽靈般撲面而來，那是歲月沉淀的腐朽與辛辣。

客廳之中，一臺“紅寶石”牌電視機矗立著，仿佛一位沉默的見證者，記錄著時代的荒誕。屏幕里，2025年的新聞主播正用那機械而冷漠的聲音播報：“‘誠實商人’瓦西里·阿爾希波維奇，因‘價格欺詐及侮辱外國友人’之罪，被處以五百盧布罰款，此金額相當于一包半‘彼得一世’香煙的市價。”這則新聞，如同一個荒誕的笑話，在時間的錯位中回響。

電視機前，一個身著浴袍的男人靜靜地坐著，他的背影如同山巒般沉重，后腦勺上那道如地圖邊界線般的傷疤，似乎在訴說著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往。他緩緩轉過頭，阿廖沙的驚呼卡在喉嚨里——那竟是他自己，一個更加蒼老、疲憊的自己，皺紋里嵌著煙灰，眼睛里漂著盧布符號，仿佛被金錢與欲望腐蝕的靈魂。

“你終于來了，”老阿廖沙的聲音沙啞而深沉，“我等了三十年。三十年前，我把尊嚴當作零錢，找給了瓦西里。現在，它回來了，卻變得如此渺小，縮成了一張1991年的公交車票。”

他遞過那張車票，票面上“路線：地獄天堂”的字樣刺眼而荒誕，票價0.00盧布，背面用鉛筆輕輕寫著：“請在檢票前，確認你仍記得如何哭泣。”這行字，如同一個詛咒，預示著阿廖沙即將踏入的，是一個沒有尊嚴、沒有情感的荒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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