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列寧格勒的霧來得比往年都早。

十月革命大街上，灰蒙蒙的晨霧裹著涅瓦河的水汽，將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種油膩的、半透明的黏液里。街燈在霧中暈出一圈又一圈病態的黃光，像腐爛的蛋黃。石板路濕漉漉地反射著行人佝僂的身影，他們裹緊大衣，低著頭，如同被無形的鞭子抽打著，匆匆趕往各自被分配的命運。

在瓦西里島的第7區合作社商店門口，一條隊伍早已蜿蜒至街角。人們沉默地站著，像一排排被釘在地上的木樁。他們的眼神空洞，嘴唇發紫，手指在口袋里無意識地搓著幾張皺巴巴的盧布——盡管他們都知道，錢在這里毫無意義。真正起作用的是“配額卡”和“關系”。

隊伍最前頭，站著一位名叫伊萬·彼得羅維奇·扎伊采夫的中學物理教師。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大衣，肩頭還殘留著去年冬天沒掃干凈的煤灰。他的手里攥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酸黃瓜，半公斤，優先配額（教師家屬）”。這是他妻子柳芭托人從教育局弄來的。柳芭的妹妹嫁給了食品供應委員會的一位文書，而那位文書恰好認識合作社的值班員。

伊萬已經站了三個小時。他的腳趾在破舊的靴子里凍得發麻，但他不敢動。他知道，只要一挪動，后面的人就會像餓狼一樣撲上來搶走他的位置。更可怕的是，值班員瓦蓮京娜·謝爾蓋耶夫娜——一個有著鷹鉤鼻和鐵灰色頭發的中年婦女——正從柜臺后冷冷地盯著他。她的眼神像手術刀，能剖開人的靈魂，找出他是否“不夠格”。

終于，隊伍蠕動了一下。輪到伊萬了。

“配額卡。”瓦蓮京娜伸出手，聲音干澀如砂紙。

伊萬遞上卡片。瓦蓮京娜瞇眼看了許久，又翻了翻一本厚重的登記簿，仿佛在確認他是否真的存在。

“酸黃瓜？”她問。

“是的，半公斤，優先配額。”伊萬說，聲音輕微發顫。

瓦蓮京娜轉身，從身后一個巨大的木桶里撈出幾根酸黃瓜。那桶里泡著的液體渾濁發綠，表面浮著一層可疑的油膜。她用一把生銹的鐵夾子夾起黃瓜，扔在秤上。

“四百八十克。”她說。

“差二十克……”伊萬鼓起勇氣。

瓦蓮京娜抬起眼，直視著他：“你想說我不夠稱？”

伊萬立刻低下頭：“不……不是，我……”

“沒有‘不是’。”她冷冷地說，“這就是半公斤。下一個！”

伊萬接過裝著酸黃瓜的紙袋，手指觸到那濕冷的紙面時，忽然覺得一陣惡心。他快步離開商店，仿佛背后有鬼在追。

但就在他轉過街角的瞬間，他停住了。

紙袋里，空空如也。

他猛地打開袋子——里面什么都沒有。沒有酸黃瓜，沒有汁水，甚至連一點濕痕都沒有。仿佛那四百八十克渾濁的、帶著霉味的酸黃瓜，從未存在過。

伊萬站在原地，寒意從脊椎一路竄上頭頂。他回頭望向商店，那扇漆成墨綠色的門緊閉著，門上掛著“售罄”的牌子。而透過臟污的玻璃，他看見瓦蓮京娜正對著空氣，用鐵夾子夾著什么，嘴一張一合，仿佛在稱量著虛無。

三天后，在普爾科沃機場的國際到達大廳，一架來自赫爾辛基的航班緩緩降落。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科羅廖夫，蘇聯駐芬蘭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拖著一只磨損的皮箱走出艙門。他穿著一套不合身的西裝，領帶歪斜，臉色蒼白得像紙。他的眼睛布滿血絲，眼神渙散，仿佛剛從一場漫長的噩夢中醒來。

在赫爾辛基的兩周，他本應只是例行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的交流活動。但那里的每一樣東西，都像一把鈍刀，緩慢地切割著他的信仰。

尤其是超市。

他走進赫爾辛基市中心的一家普通超市時，幾乎窒息。貨架上擺滿了東西：成排的罐頭、奶酪、水果、香腸、紅酒……琳瑯滿目，色彩鮮艷。人們推著購物車，隨意挑選，放進籃子，然后在收銀臺付錢，離開。沒有配額卡，沒有隊伍，沒有“優先供應”。

最讓他震撼的，是一排酸黃瓜。它們被裝在透明的玻璃罐里，浸泡在清澈的鹽水中，翠綠飽滿，像藝術品。價格標簽上寫著：7.90芬蘭馬克。

“這……這怎么可能？”他喃喃自語。

芬蘭同事笑著解釋：“這是普通商品，每天都有。”

德米特里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一陣眩暈。他想起列寧格勒的合作社商店，想起那渾濁的木桶，想起瓦蓮京娜那雙冰冷的眼睛。他想起自己母親排了六個小時的隊，只為買一公斤土豆，最后卻被告知“今日無貨”。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一生所信奉的一切，都在崩塌。

他開始偷偷觀察芬蘭人的生活。他們住在明亮的公寓里，家里有電視、洗衣機、電話。孩子們穿著干凈的衣服去上學，學校不教仇恨，只教數學、語言和音樂。

“你們不怕北約嗎？”他曾問一位芬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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