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一是真跡，要怎么處理呢？”
蘇超換了個方向。
“我找的人很可靠……不會說出去的。”
林知夢明白蘇超的意思，目前民間這種國寶級別的畫作，你很難繞過官方。
只要知道你有。

陳默的第二篇作品只有兩頁紙，卻讓王勁松在云南山間的教室里反復讀了七遍。林知夢發來的文檔是掃描件，字跡依舊歪斜，但比第一次工整了許多，像是一個長期蜷縮的身體終于開始學會舒展。
“我想大聲哭一次。
不是為了爸爸，也不是為了媽媽。
是為了我自己。
我記得那天他走的時候，天上下著小雨，鞋柜上還掛著他的舊毛巾。
他說去城里打工，三個月就回來。
可他再也沒有回來。
警察說車翻進了山溝，連遺體都沒找到。
那時候我六歲。
媽媽抱著照片哭，弟弟才兩歲，只會喊‘爸爸糖’。
我不能哭。我說我是哥哥，要保護他們。
后來我們搬到北京，在地下室住了兩年，房東總罵我們吵。
我就把弟弟抱到樓頂，讓他看星星，說爸爸變成了最亮的那一顆。
上學第一天，老師讓我自我介紹，我說不出話。同學們笑我啞巴。
我從此再也不想說話。
可我聽見了很多事：
媽媽半夜打電話給親戚借錢，聲音壓得像蚊子；
工地上的叔叔說‘這孩子眼神死的，不像活人’；
數學老師對我媽說‘你家老大可能心理有問題，建議去看醫生’。
我都聽見了。
但我裝作聽不見。
直到那天，王老師坐在我旁邊，不催我，也不問問題。
他就坐在那兒，像一棵樹。
我突然覺得……也許我不用一直當石頭。
所以我現在想哭一次。
想站在操場中間，張開嘴，用力地、大聲地哭出來，哭到喉嚨痛，哭到喘不過氣。
我不想再憋著了。
我不是石頭，我是人。
我十歲了，我有權難過。”
王勁松把手機貼在胸口，閉上眼，任山風拂過臉頰。他知道，這不是一篇作文，而是一次靈魂的破繭。有些孩子不是沉默，而是被生活逼成了靜音模式。他們用十年光陰學會隱藏情緒，只為不讓大人更累，不讓世界嫌棄。
他回了一條語音，聲音輕得像怕驚擾夢境：“陳默，你知道嗎？真正的勇敢，從來不是笑著扛下一切，而是敢于承認自己撐不住了。你想哭就哭，想喊就喊，哪怕是在廁所隔間里嚎啕大哭，那也是你在重新找回自己的聲音。我為你驕傲。”
第二天清晨，勘景團隊出發前往更深的村落。山路狹窄，一側是峭壁，另一側是百米深谷，霧氣繚繞如仙境，也如險境。張導坐在副駕，望著窗外沉默良久，忽然開口：“勁松，你知道為什么我一直堅持找你演這個角色嗎？”
王勁松搖下車窗，吸了一口清冽空氣：“因為我夠老？”
“因為你夠真。”張導搖頭，“十年前你演戲靠的是技巧，現在你是把人生熬進去了。那個鄉村教師叫李守仁，一輩子沒結婚，沒出過縣，教過一千二百多名學生，其中有七個考上了北大清華。但他從沒覺得自己偉大。他說：‘我只是沒走而已。’這話聽著簡單，可你知道最難的是什么？不是奉獻，是留下來。”
王勁松望著遠處云海翻涌的山巔，想起陳默筆下的文字，想起望舒畫中那個“天天在家”的爸爸，輕輕點頭：“我懂。走很容易，留下才是選擇。”
中午抵達目的地??一座建在半山腰的小學。五間教室，一棟宿舍兼辦公室，旗桿歪斜，操場上鋪著碎石和煤渣。十幾個孩子穿著大小不合的校服，在陽光下跳皮筋、打羽毛球。看到車隊到來，紛紛停下張望。
校長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姓楊，一頭灰白短發，皮膚黝黑粗糙。她握著王勁松的手久久不放：“我們這兒八年沒來過外人了。孩子們聽說你要來，昨晚興奮得睡不著，輪流擦黑板。”
“我不是明星。”王勁松認真地說，“我現在是個寫作課老師。”
楊校長笑了：“在他們眼里，你就是光。”
下午，劇組開始測量場地，王勁松卻沒參與。他走進教室，看見墻上貼著泛黃的課程表，粉筆寫的字跡已模糊不清。講臺上放著一本翻開的日記本，署名是“李守仁”，日期停在三年前。
他輕輕翻閱，一頁頁讀下去：
“1998年9月3日晴
今天來了五個新生，最小的六歲，走路一瘸一拐。問他怎么了，說是摔的。后來才知道是被酒鬼父親踢傷的。我把棉被給了他，讓他晚上蓋。這屋子冷，人心不能也冷。”
“2005年6月12日陰
小芳考上縣重點中學，全班鼓掌。她哭了，說媽媽本來要她輟學去廣東打工。我去找她媽談了三趟，最后用自己的工資墊了學費。我不知道這么做對不對，但我不想讓她十五歲就進廠。”
“2014年1月1日雪
又一個人過年。吃了碗泡面，看了會兒春晚重播。想念父母，但他們已經不在了。也曾想過離開，去城里找份輕松的工作。可昨夜夢見學生們站成一排對我說：‘老師，您走了，我們就沒了。’醒來淚濕枕頭。我不走了。”
王勁松一頁頁抄錄下來，手微微發抖。這些不是劇本素材，而是一個普通人用三十年寫下的史詩。沒有掌聲，沒有獎狀，只有日復一日的堅守。
傍晚，他在操場邊遇見幾個孩子圍坐一圈，正傳閱一本破舊的《停下來的人，才是自由的》。書角卷曲，封面脫落，卻被用透明膠帶仔細粘好。
“你們看過這？”他蹲下問。
一個扎辮子的女孩抬頭：“王老師，我們都背得出你寫的序！‘當你不再羞于表達脆弱……’”
“對！”旁邊男孩搶著接，“我還把它抄在作業本上，語文老師說我進步了！”
另一個瘦小男孩怯生生遞來一張紙：“這是我寫的詩，能……能請您看看嗎？”
王勁松接過，燈光下讀道：
“我的鉛筆很短，
短得快握不住。
可我還是每天寫字，
因為王老師說，
字跡可以很丑，
但心要亮。”
他鼻子一酸，從包里掏出一盒新鉛筆送給他：“以后每寫一首詩，就用一支新的。等你寫滿一百首，我幫你出一，好不好？”
男孩瞪大眼睛，嘴唇顫抖：“真的嗎？我……我也能當作家？”
“你已經是了。”王勁松摸摸他的頭，“作家不是靠名氣，是靠敢說真話。”
當晚，他躺在教室改造成的臨時宿舍里，用筆記本寫下新的感悟：
“我們總以為改變世界需要驚天動地的大事。
其實不然。
改變始于一句‘我看見你了’，
一次蹲下來的平視，
一支送給孩子的鉛筆，
一篇被認真的涂鴉。
李守仁老師一生沒走出大山，
卻讓無數孩子走出了命運的迷霧。
我曾追逐聚光燈，
如今才明白，
真正的光芒，
是你在黑暗中仍愿為他人點燈。”
第三天，他提議組織一場“山里的寫作營”。張導起初反對：“時間緊，進度不能拖。”但當他看到王勁松帶著孩子們在操場上圍圈講故事，看到那些原本拘謹的臉逐漸綻放笑容時，終于點頭：“拍戲可以等，這樣的時刻不行。”
于是，原定三天的勘景延長至一周。每天上午，王勁松教寫作；下午，蘇超遠程視頻指導肢體表達；晚上，他和孩子們圍坐在火塘邊，聽他們講家鄉的故事。
有個叫阿木的孩子說：“我家住在懸崖村，上學要爬八百米藤梯。有一次下雨，我差點摔下去。但我沒告訴爸媽，怕他們心疼。”
王勁松問：“那你害怕嗎？”
“怕。”他低頭，“但更怕將來也像我爸一樣，一輩子沒見過火車。”
王勁松當場決定，要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他聯系出版社主編，提議出版《山那邊的聲音》??由山區孩子主筆，城市孩子配畫，雙向共寫一。
“我們可以發起‘一城一村’結對計劃。”他在電話里激動地說，“讓每個城市學校認領一所山村小學，定期通信、互訪、共同創作。不是施舍，是交換。他們給我們純真，我們給他們資源。”
主編聲音顫抖：“這個項目……叫什么名字？”
“就叫‘聽見’吧。”他說，“我們欠這個世界太多傾聽。”
一周后返京，王勁松帶回三十多篇手稿、二十段錄音、上百張照片。他還帶回了一個愿望??明年夏天，帶寫作營的全體孩子來云南，住進這所山村小學，體驗一周“另一種生活”。
飛機落地時，林知夢已在機場等候。她遞上一個牛皮紙袋：“陳默昨天終于哭了。就在操場上，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了十分鐘，然后站起來說：‘我舒服多了。’這是他交的新作文。”
王勁松打開，只見紙上畫了一個裂開的黑色圓球，里面飛出無數彩色小鳥。下方寫著：
“原來心里堵著的東西，
不是堅強，是石頭。
王老師說，哭出來不是軟弱，
是給自己騰地方，裝新的東西。
我現在想學畫畫，
想寫更多的詩，
還想……
給爸爸寫一封信。”
他緊緊抱住林知夢：“謝謝你堅持辦這個寫作營。”
“該謝的是你。”她紅著眼眶，“是你讓這些孩子相信，有人愿意聽他們說話。”
回到家，周曉棠正在陽臺晾衣服。望舒趴在窗臺，一眼看見爸爸，尖叫著沖過來，撲進他懷里。
“爸爸！你帶星星回來了嗎？”
王勁松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你說山里的星星？比城里亮多了。爸爸拍了好多照片，待會兒給你看。”
“我要畫下來！”望舒蹦跳著跑向書桌，拿起蠟筆就開始涂抹。
晚飯時，王勁松講述云南的經歷，說到孩子們爬藤梯上學，說到李守仁老師的日記，說到阿木的夢想。周曉棠靜靜聽著，忽然說：“你有沒有想過，你現在的樣子，很像當年你最討厭的那種‘理想主義者’？”
他一怔，隨即笑出聲：“是啊。年輕時我覺得這種人傻，不現實，注定失敗。可現在我才懂，正是這些‘傻人’，在悄悄撐住這個世界。”
“那你后悔嗎？”她看著他，“放棄商演，推掉綜藝，一年收入不到從前十分之一。”
“從未后悔。”他握住她的手，“以前我賺錢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價值。現在我知道，價值不在銀行卡數字里，而在一個孩子愿意對你開口說話的眼神里。”
幾天后，《聽見》項目正式啟動。首批報名的城市學校超過兩百家，流動兒童家庭主動聯系寫作營，希望加入“書信伙伴”計劃。更有公益基金會提出資助，將“心理支持基金”擴展至全國范圍。
而最讓王勁松意外的是，央視教育頻道邀請他錄制專題片《沉默的大多數》，聚焦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導演明確表示：“我們不要明星光環，我們要真實的王勁松。”
拍攝當天，他帶著陳默來到云南山村小學。兩個孩子??陳默與阿木??第一次見面，彼此拘謹，卻因共同的沉默而迅速靠近。他們一起爬山、撿柴、寫詩、畫畫。
鏡頭記錄下這樣一幕：黃昏時分，兩人坐在山頂，面對攝像機，陳默突然開口：
“阿木，我想告訴你，我以前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孤單。現在知道，原來你也藏著很多話不敢說。”
阿木點頭：“嗯。但我現在不怕了。因為王老師說，說出來，就不會真的失去。”
陳默深吸一口氣，對著鏡頭，一字一句地說：
“爸爸，我已經十歲零三個月了。
媽媽還在想你，弟弟開始上學了，我會照顧好他們。
我也……我想你了。
我不再假裝堅強了。
你可以安息了。”
風吹過山崗，吹亂了他的頭發，也吹落了眼角的淚。
拍攝結束時，導演握著他的手說不出話，只用力拍了拍他肩膀。
回程航班上，空姐送來一杯熱水。“王先生，我看您一直在記筆記，辛苦了。”
他微笑致謝，翻開筆記本，在最新一頁寫道：
“人生最深的疲憊，不是奔波勞碌，
而是長久地壓抑真實。
當我們允許自己脆弱，
才真正擁有了力量。
我不再追求‘完美人生’，
只愿做一個‘完整的人’??
會痛，會哭，會迷茫，
但始終不放棄愛與表達。”
飛機穿過云層，陽光灑滿舷窗。他合上本子，望向窗外無垠藍天。
他知道，這場關于“停下”的旅程，其實是一場更深的前行。
他不再是那個被流量裹挾的明星，
而是千萬孩子心中的一盞燈，
是無數沉默靈魂的回聲。
而這一切，
始于一次雨后的清晨，
一次蹲下的對話，
和一句輕輕的問：
“你想講一個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