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自上而下、疾風暴雨式的教育改革，絕非在鮮花和掌聲中推進。

它觸動了延續千年的利益格局和思想根基，所激起的反抗浪潮，如同暗礁與漩渦，時刻企圖將這艘剛剛啟航的改革之船擊碎。

阻力首先來自意識形態的核心——傳統的士大夫階層。

許多皓首窮經、以科舉為正途的儒生，將新學視為洪水猛獸，是“以夷變夏”、“毀滅圣學”的亡國之舉。

他們利用尚存的輿論影響力，在私下的文會、詩社中大肆抨擊。

指責新學“重利輕義，敗壞人心”，培養出來的都是只知奇技淫巧、不懂圣賢大道的“匠戶”和“吏胥”，而非真正的“士”。

甚至有人撰寫檄文，暗中流傳，將天災異象（如某地旱災）附會為“上天對變亂祖制的警示”。

許多鄉紳、致仕官員拒絕將子弟送入新式學堂，寧愿在家中延請塾師，教授傳統的四書五經，準備走“正宗的”科舉道路。

在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了儒生鼓動民眾，沖擊正在修繕的校舍，驅逐新學教師的事件。他們將新學堂污蔑為“招引邪魔”之地，氣氛一度十分緊張。

盡管崇禎皇帝竭力控制成本（利用舊房產、低薪招募教師），但如此大規模的教育普及，其開銷仍是天文數字。

校舍的修繕與新建、教員的薪俸（雖不高，但總量龐大）、教材的印刷與分發、以及承諾的“官給膏火”（學生伙食補貼），每一項都需要真金白銀。

戶部尚書倪元璐的賬本上，赤字驚人。

傳統的農業稅收早已捉襟見肘，龍元改革的紅利尚需時間沉淀。

龐大的軍費開支已是壓在胸口的大石，如今又添上教育這一沉重負擔。

朝廷的財政，幾乎完全依靠日月集團的巨額利潤和崇禎皇帝的內帑在持續輸血。

這種依賴商業和皇室內庫的模式，雖然高效，卻也充滿了不確定性，一旦經濟出現波動，整個教育體系可能瞬間崩盤。

“女子入學”這一條，在保守的鄉村和士紳家族中，引發了最為劇烈的觀念地震。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早已深入人心。

讓女孩拋頭露面，與男童一同坐在學堂，在許多人看來，簡直是傷風敗俗、悖逆人倫。

除了極少數開明家庭，絕大多數農戶和士族都拒絕讓女兒上學。

地方官對此也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強制推行可能激起民變。

這一條款在現實中幾乎形同虛設，但它如同一個標志，宣告了皇權對傳統倫理秩序的強勢干預，其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效果，也預埋了未來社會變革的引信。

面對重重阻力，崇禎皇帝展現了他一貫的冷酷決斷和政治智慧。

他毫不猶豫地動用了廠衛（東廠、錦衣衛）這把利劍。

對于公開散布言論、煽動破壞的士人首領，予以嚴厲懲處，或革除功名，或流放邊陲，甚至以“謗訕朝政、阻撓新政”的罪名投入詔獄。

對于沖擊校舍的暴行，當地官員若鎮壓不力，立刻罷官查辦。

這種高壓手段，迅速遏制了公開的、有組織的抵抗，為新學的推行掃清了最直接的障礙。

提供“出路”導向（最關鍵的一步）： 崇禎深知，僅靠暴力無法長久。

必須讓天下人看到，走新學之路，同樣有光明的前途，甚至比舊的科舉之路更快捷、更實惠。

于是，他頒布了 《學校出身任用條例》 。

新式學堂的優秀畢業生（尤其是中學和大學畢業生），可進入國子監，無需經過科舉，可直接由吏部選派，進入各級官府擔任具體的實務官職，如戶房的書辦（負責錢糧賬目）、工房的匠作監（負責工程營造）、刑房的典吏等。

表現優異者，甚至可以破格擢升，與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享有同等的升遷機會。

這一招，精準地擊中了舊科舉體系“錄取名額極少、上升通道狹窄”的痛點。

對于廣大的中下層平民乃至一些家道中落的士紳家庭而言，科舉之路漫漫長夜，而新學之路卻提供了一條看得見、摸得著的體制內晉升捷徑。

一時間，“讀書做官”有了新的解讀

——不一定要熟讀詩書，精通算學、格物，同樣可以端上“鐵飯碗”。

這一巨大的利益導向，極大地吸引了潛在的生源，使得新學在底層擁有了頑強生長的沃土。

許多原本抵制新學的家庭，開始悄悄打聽入學條件。

盡管步履維艱，爭議不斷，但到崇禎五年底六年初，新式教育的幼苗已然在帝國板結的土地上破土而出。

在北京西山的“格物大學堂”里，第一批遴選出的青年學子，正圍著湯若望帶來的地球儀，好奇地指認著歐羅巴、亞美利加的位置；

在南京的“算學大學堂”，學生們用新式的算符演練著復雜的方程；

而在成千上萬所簡陋的鄉村“小學堂”里，孩子們用稚嫩的聲音齊聲誦讀著改編版的《三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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