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八年的春天，當西南的第一批蒙學堂里傳出朗朗讀書聲時，一場無聲卻更為嚴厲的考核，已經懸在了每一位新任流官的頭頂。崇禎皇帝深知，再好的政策，若執行者敷衍了事，終將淪為紙上談兵。

因此，在頒布《興學令》的同時，一部更為關鍵的 《教化考成法》 ，也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達了西南各省的巡撫、布政使乃至每一位新上任的知府、知州、知縣的手中。

新任云南布政使周士樸，一位以干練著稱的北方官員，面色凝重地主持著司內會議。

大堂正中央，懸掛著一幅巨大的云南輿圖，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圖上密密麻麻標注的不再是關隘屯堡，而是已建成的官立蒙學堂（朱紅色）和計劃中待建的學堂（黃色）。

“諸位，”周士樸的聲音在大堂回蕩，他手中揚著一卷黃綾詔書，

“陛下的《教化考成法》已下，白紙黑字，字字千鈞！自今日起，我云南全省上下，錢糧、刑名、河防諸事雖重，然‘興學教化’一項，乃考成第一要務！權重獨占三成，遠超他項！”

堂下各府知府、省衙屬官無不凜然。

三成權重！這意味著，即便你收齊了賦稅，判清了案件，但若教育一項不合格，年終考績便注定是“中下”甚至“下下”，升遷無望，罷官有份。

周士樸指著墻上的輿圖，語氣斬釘截鐵：“考成之要，首重三端：

第一，入學率！ 各府、州、縣，適齡孩童（八至十二歲），無論漢夷，無論男女，入學率年內需達五成，三年內需滿八成！ 戶司即刻行文各地，著令縣衙、里甲，逐戶核查適齡人口，登記造冊！有敢隱匿不報、阻撓入學之家長、族長，嚴懲不貸！

第二，學堂之質與量！ 按人口比例，鄉設蒙學，縣設中學，府設學官。工房、禮房需協同督辦，學堂需堅固敞亮，具講臺、桌椅、圣像、旗匾。陛下內帑及‘逆產’所出之銀兩，若有人敢從中克扣，挪作他用，本官認得你，王法認得你，尚方寶劍可不認得你！

第三，升學與選優之率！ 蒙學升中學幾何？中學升大學堂幾何？大學堂中有幾人可被薦入北京國子監？此乃衡量教化成效之圭臬！”

他最后環視眾人，目光如刀：“年終考核，以數據說話！優者，本官不吝保舉，破格擢升！劣者，休怪本官無情，一票否決，立劾罷黜！諸位之前程，系于西南之教化；西南之長治久安，亦系于諸位之努力！”

詔令之下，壓力如山。

新任黎平知府張繼孟，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拜會地方士紳，而是帶著府學教授和衙役，直接下了鄉。

他選擇的第一個目標，是位于月亮山深處的一個大型苗族寨子，這里適齡孩童入學率幾乎為零。

寨老帶著族人，以“娃仔要放牛”、“女娃不需讀書”等理由搪塞。張繼孟沒有強行抓人，而是做了一件讓所有人意外的事。他請隨行的府學教授，在寨子中心的曬谷場上，擺開了桌子，掛起了崇禎皇帝的御容和日月旗。

“鄉親們！”張繼孟站在桌子上，用生硬的苗語夾雜著官話喊道，“我，知府張繼孟，今日來，不是來征糧，不是來派差，是來給你們送前程來了！”

他讓手下搬來幾口大箱子，打開一看，里面是嶄新的《新編三字經》、毛筆、紙硯。

“看清楚！這些，不要你們一個銅板！是皇上賞給你們娃仔的！”

接著，他使出了殺手锏，讓隨行的一個機靈的書吏，大聲宣讀一份剛從省城抄錄來的邸報：

“查，水西府首批蒙學優等生楊阿吉，因其通曉格物，已由西南大學堂保送，入京師國子監深造！此子，三年前，亦是爾等一般的山里娃！”

“聽見沒有！”張繼孟激動地拍著桌子，“讀書，就能去北京城，見皇上！就能當官，光宗耀祖！ 比你們在山里砍一輩子柴、放一輩子牛，強不強？”

他又指著寨老：“老阿公，你想想，若是寨子里真出個進士舉人，那是整個寨子的榮耀！朝廷還有令，子弟入學之家，可減免部分徭役！”

軟硬兼施，利弊分明。

在“前程”和“實利”的雙重驅動下，再加上官府確實不收錢，還免徭役，寨老和村民們的態度動搖了。

第二天，寨子里幾十個適齡孩童，包括幾個膽大的女娃，被父母領著，怯生生地來到了張繼孟臨時設在寨口的“蒙學報名點”。

張繼孟親自為第一個報名的苗族男孩登記名冊，并當場發下書本。

他知道，這不僅僅是招到一個學生，更是他知府任上第一個實實在在的“政績”。

他立刻行文稟報布政使司：“黎平府月亮山苗寨，新開蒙學堂一所，首批入學童生四十七人……”

這行文字，在年終的考成簿上，將化為他升遷的堅實臺階。

年終考核如期而至。

貴州布政使司衙門內，氣氛肅殺。

各府縣的考成冊堆積如山，負責審核的官員們屏息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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