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四年的仲夏，當北方的麥浪開始泛起微黃，運河因漕糧海運而顯得比往年疏闊時，大明帝國的內部，卻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近乎金屬般的凝固與堅硬。

英國公張維賢便徹底淡出了帝國的權力中心。

他謹守“榮養”的本分，深居簡出，除了重要的年節典禮依制出席外，平日只在府邸的園林中賞花養魚，課孫讀書，絕口不談國事。

朝野上下都清楚地看到，這位曾位極人臣、在關鍵時刻發揮過定海神針作用的老國公，已安然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

一個享有尊榮卻無實權的帝國象征。

崇禎皇帝也恪守了他的承諾。

英國公府的待遇一如既往的優渥，逢年過節的賞賜更是遠超其他勛貴，極盡體面。

皇帝偶爾在宮內設家宴，還會特意邀請張維賢入宮，以子侄輩的禮節相待，閑話家常，氣氛融洽。

這一切，都向外界傳遞著一個明確的信號：皇帝對功臣之后仁至義盡，只要安守本分，富貴榮華與國同休。

與此同時，張維賢的兒子張之極，則在帝國的權力體系中穩步上升。

他在御馬監副統領的職位上表現出色，不僅將所屬的精銳騎兵訓練得紀律嚴明，在幾次協同京營的演習中也展現了不俗的戰術素養和忠誠可靠的品質。

更重要的是，他深刻領會了皇帝的意圖，對以洪承疇為首的五軍都督府和新晉的“帝黨”軍官團保持了充分的尊重與合作，贏得了崇禎的進一步信任。

崇禎七年春，在一場針對蒙古某部擾邊的成功清剿行動中，張之極率領的御馬監騎兵作為突擊力量，作戰勇猛，指揮得當，立下頭功。捷報傳回，崇禎大悅。

在隨后舉行的盛大獻俘典禮和慶功宴上，崇禎皇帝做出了一個震撼朝野的決定。他當眾宣布：

“英國公張維賢，功在社稷，如今年事已高，為國操勞一生，朕心實為不忍。”

“特準其致仕，安心榮養，晉封‘太師’，以示殊榮。”

緊接著，他目光轉向英氣勃發的張之極，聲音洪亮地說道：

“張之極忠勇勤勉，屢立戰功，深肖其父，堪為大任。”

“著即日襲封英國公，加授后軍都督府右都督，望其克紹箕裘，再建新功！”

這道旨意，一舉兩得，堪稱帝王權術的典范：

張維賢的致仕并非被罷黜，而是功成身退，榮寵至極（太師為三公之首，文臣最高榮譽），給足了老臣體面。

張之極的襲爵順理成章，并獲得了后軍都督府右都督的實權職位，正式進入了帝國最高軍事指揮層。

這標志著英國公一脈的權力，平穩地、徹底地從保守的老一輩，移交到了忠誠于皇帝新政的新一代手中。

朝堂之上，群臣山呼萬歲。

所有人都明白，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爵位承襲，更是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

以張維賢為代表的、傾向于保守和制衡的舊時代徹底落幕。

如今，朝堂上下，軍隊內外，從內閣到五軍都督府，從京營到邊鎮，核心權力崗位已盡數由堅定支持皇帝改革路線的“帝黨”成員掌控。

張之極，這位新一代的英國公，他的根基和榮耀完全來自于皇帝的信任和提拔，他與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等少壯派將領年齡相仿，理念相近，將成為皇帝在勛貴集團和軍隊中的堅實支柱。

紫禁城的這次權力交接，安靜而平穩。

老英國公在太師府中安享晚年，新英國公在都督府內意氣風發。

崇禎皇帝用最成熟的政治手腕，完成了帝國核心權力層的最終更替，也為接下來那場即將決定國運的終極決戰，

掃清了最后的內部障礙，凝聚了全部的力量。

崇禎四年仲夏之前，持續數年的鐵腕整頓、利益重構與無情清洗，如同一次次的高溫鍛打與急速冷卻，最終將這座古老的帝國鍛造成了一塊渾然一體、目標專一的“鐵板”。

朝堂之上最后一絲不諧的雜音，隨著英國公張維賢的“榮養”及其子張之極的晉升國公，已徹底消散在紫禁城的風中。

思想的高度統一：從“百家爭鳴”到“唯圣意是從”

朝堂的風氣，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曾經，大臣們還可以就國是進行辯論，甚至敢于犯顏直諫，秉持各自的政治理念。

然而現在，從內閣閣老到科道言官，所有官員都無比清晰地認識到一個鐵律：皇帝的意志，就是帝國的最高律法和唯一的方向。

這種統一，并非僅僅源于對廠衛和“暗刃”的恐懼，更是一種在事實面前被迫形成的認知重構。

崇禎用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成果”，強行扭轉了整個官僚體系的思維定式：

龍元風暴的平息，證明了皇帝的經濟戰略能夠碾壓舊有的金融勢力。

漕運改革的成功，證明了鐵血手段能夠打通僵化的利益鏈條。

“聯蒙制金” 的初步成效，證明了跳出長城防御的主動戰略有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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