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朱由檢登基以來，推行的一系列激進改革，在帝國腹地掀起巨大波瀾的同時，也強烈沖擊著帝國邊疆的舊有秩序，尤其是在西南云貴川交界處，那些世代承襲、擁有強大地方武裝的土司勢力。

崇禎皇帝強化中央集權的決心，以及“日月集團”對礦產、山林資源的渴求，讓西南各大土司（如貴州水西安氏、四川永寧奢氏、貴州水東宋氏等）深感不安。

他們擔心朝廷會加快“改土歸流”（廢除土司，改設流官）的步伐，剝奪其世襲特權。

孫元化編練的新軍（魯軍）、李嘉南的北洋艦隊，展示了朝廷強大的軍事現代化能力。

這既讓土司們畏懼，也刺激了其中野心家“趁朝廷羽翼未豐，先發制人”的念頭。

“日月集團”在西南勘探、開采礦產（如銅、汞、金），修筑道路，嚴重侵占了土司的傳統利益和地盤，雙方矛盾日益尖銳。

水西宣慰使安位年幼，其叔安邦彥野心勃勃，一直試圖掌控水西大權，并圖謀聯合其他土司割據西南。

而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及其子奢寅，自天啟年間叛亂被平息后，一直心懷不滿，蟄伏待機。

崇禎五年初，朝廷為增加財政收入，推行新政，決定在四川、貴州部分地區試點“攤丁入畝”稅制改革，并頒布“礦產國有令”，宣布所有礦山收歸國有，由“日月集團”統一開采。

這兩項政策直接觸動了所有土司的核心利益——土地控制權和礦產收益。

安邦彥與奢崇明認為時機已到。

他們利用土司們的普遍恐慌，秘密串聯，決定聯合起事。

安邦彥打出“驅逐漢官，恢復祖制”的旗號，奢崇明則以“誅日月，清君側”為名，兩股最大的土司勢力正式合流。

同時，他們還聯絡了貴州水東土司宋萬化、烏撒土司安效良等，組成了一支龐大的叛亂聯盟。

崇禎五年六月的西南，天氣悶熱潮濕，山雨欲來。

在安邦彥與奢崇明的精心策劃下，一場利用地形、民族矛盾與朝廷政策摩擦的全面叛亂，如同積蓄已久的火山，在數千里戰線上同時猛烈爆發。

其組織之嚴密、爆發之突然、范圍之廣，遠超朝廷最壞的預估。

六月初三，水西宣慰司治所（今貴州大方）悄然集結數萬彝兵。

安邦彥以“祭祖”為名，誓師起兵，號稱“十萬旌旗，掃清妖氛”。

叛軍主力不走官道，而是利用熟悉的山林小道，晝夜兼程，于六月十五日清晨，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現在貴州省會貴陽城下，迅速完成合圍。

城中貴州巡撫王三善正在衙署議事，聞變大驚，倉促下令關閉城門，組織軍民上城防守。

然而，城外制高點盡數丟失，貴陽瞬間成為孤島。

安邦彥采納謀士建議，在圍困貴陽的同時，派其侄安武功等將領，分兵數路，攻掠安順、平壩、鎮遠等周邊要地，并派精銳小隊徹底破壞、焚毀了東向湖廣、北入四川的所有官道驛站和橋梁。

一時間，貴州通往外界的所有陸路聯系被完全切斷，貴陽的求救信使需冒死穿越深山密林，十不存一。

貴陽被圍時，城內官軍僅五千，加上壯丁不過萬余，儲糧不足兩月。

城外叛軍營壘連綿數十里，日夜鼓噪，制造攻城器械，并射書入城，鼓動城內苗、彝等族百姓內應。貴陽危在旦夕。

幾乎在安邦彥圍困貴陽的同時，六月十二，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與其子奢寅，在永寧（今四川敘永）斬殺朝廷流官，正式反叛。

奢寅為先鋒，率領久經戰陣的“猓玀兵”（彝族精銳），直撲黔北重鎮遵義。

遵義守軍措手不及，城內部分對朝廷不滿的土官內應，城池于六月二十日即告陷落。

叛軍繳獲大量糧草軍械。

奢寅不做休整，馬不停蹄，沿綦江南下，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占綦江，兵鋒直逼重慶。

一旦重慶有失，叛軍即可控制長江上游水道，截斷四川與湖廣的聯系，并可順江而下威脅湖廣，與貴州的安邦彥形成夾擊整個四川盆地之勢，局面將徹底失控。

四川巡撫急調各地兵馬馳援重慶，川東震動。

水西、永寧叛亂的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遍西南。云南東部與貴州接壤的烏撒（今威寧）、烏蒙（今昭通） 等地的土司，如安效良、祿萬鐘等，原本就與朝廷若即若離，見安、奢勢大，紛紛斬殺朝廷稅吏，起兵響應，或擁兵自重，觀望風色。

叛亂使得云南經貴州通往中原的東路驛道完全中斷，云南巡撫與朝廷的聯系只能繞道遙遠的川西或廣西，信息傳遞極為困難，加劇了恐慌情緒。

整個云南東北部陷入了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之中。

此次叛亂，因安邦彥與奢崇明的深度聯合與長期準備，呈現出與以往任何一次土司叛亂截然不同的危險特征：

叛軍不再是各自為戰。水西安氏、永寧奢氏為核心，裹挾了大量中小土司和部落，實際可戰之兵接近十萬，加上脅從民夫，號稱三十萬，絕非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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